本报北京2月22日讯（记者 赵秀红）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厅长史卫忠在今天举行的第十场最高检厅长网络访谈活动中表示，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实施不到一年，成效明显。截至2020年9月，各地通过强制报告立案并审查起诉的案件近500件。大量发生在家庭内部的监护侵害案件因医务人员按规定报告得以及时发现。

史卫忠说，近年来，未成年人受到侵害事件引起公众广泛关注，预防难、发现难、取证难一直是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及时有效惩治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2020年5月，最高检、国家监察委员会、教育部、公安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明确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强制报告制度是发动社会力量，构建未成年人社会综合保护体系的重要内容。《意见》印发虽不到一年，但成效明显。”史卫忠说，黑龙江建三江虐童案、山西怀仁虐童案、北京门头沟伤童案等得以及时发现。尤其是发生在北京的这起伤童案，儿童医院医生发现3岁女童可能遭受家暴果断报案，使侵害行为受到依法惩治，女童及时得到救助，实现了伤害后果最小化。

强制报告制度的刚性体现在强制性。根据《意见》规定，隐瞒不报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依法依规追究责任。史卫忠表示，目前，检察机关办案中发现的违反强制报告规定涉嫌违纪违法的均受到了相应处罚。如湖南某小学教师强奸、猥亵学生案件，涉事学校负责人员隐瞒不报，检察机关对该校正副校长以涉嫌渎职犯罪提起公诉，已被追究刑事责任。

目前，全国各地持续深化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落实。重庆市九龙坡区检察院、区公安分局创新工作方式，联合开发运行“强制报告APP”，进一步畅通了快速发现、报告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渠道，为各部门合力保护未成年人搭建了平台。

史卫忠表示，除了强制报告制度，去年最高检联合教育部、公安部印发了《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建立了国家层面的入职查询制度，将“大灰狼”堵在校门之外。目前，这两项制度都被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吸收。

他表示，在实践中，规定的查询范围更广，一方面将查询的范围扩大至所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单位。除了中小学（含中等职业教育和特殊教育学校）、幼儿园新招录的包含教师、行政人员、勤杂人员、安保人员等在校园内工作的教职员工，还包括儿童福利院、儿童医院，甚至一些短期的夏令营、冬令营、晚托班、暑托班等。另一方面将查询的范围扩大至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记录。(作者：记者 赵秀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