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和学者表示，如果我们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当前教育的现状，那就是焦虑，学生焦虑、家长焦虑、老师焦虑、校长焦虑，全社会焦虑。我们为教育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可社会对教育的焦虑程度越发严重。原因何在？困境怎么破？除了人们通常所归因的考试制度，独生子女，文化传统，就业市场等因素外，我想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说说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1951年肯尼斯·约瑟夫·阿罗在他的经济学经典著作《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一书中，研究了投票选举方式，也就是通行的投票选举方式能否保证产生出合乎大多数人意愿的领导者。或者说人们能否将社会每个个体的偏好次序综合成整个社会的偏好次序。他通过严谨的数学推导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人类不可能从个人偏好顺序推导出群体偏好顺序。阿罗这个结论的含义是：根本不存在一种能保证效率、尊重个人偏好并且不依赖程序的多数规则的投票方案。阿罗的不可能定理意味着，在通常情况下，不可能通过一定的程序，准确地表达社会全体成员的个人偏好，达到合意的公共决策。

　　阿罗的不可能定理经受住了所有技术上的批评和挑战，于是阿罗定律似乎成为公共选择研究领域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怎样综合社会个体的偏好，怎样在理论上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评价不同社会变革方案的方法，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

　　阿罗定理对我们回答教育焦虑问题有什么启发呢？

　　首先，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中人民这个概念，应该细化为不同的利益群体；

　　其次，不同利益群体对教育的偏好和期望是不同的，非常复杂；

　　再次，阿罗定理说，当有超过三种偏好和超过两个利益群体的时候，不可能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找出让大家都心悦诚服的合意的方案。

　　以上我们用阿罗定理，得出了不存在人人都满意的教育，从而得出人们对教育有焦虑有一定的必然。那么如何来解释为什么我国社会的教育焦虑会与日俱增，越来越严重？

　　阿罗定理告诉我们：随着利益群体和可选择方案的增加，“程序民主”有可能越来越远离“实质民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整个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教育机会、教育类型日趋多样化，而且社会的利益群体可以更加被细分，比如改革开放早期，人们的高等教育机会基本是有和无的问题，但后来不仅是能不能上大学了，而是上什么类型什么层级的大学。此外早期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也前所未有地得到了扩充，所以无论是利益群体还是教育方案都变得更加多元，这就使决定出社会普遍认同的合意的方案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从而导致人们的不满意程度越来越强，对教育的焦虑越来越大。

　　那么，我国社会怎样才能跳出在教育焦虑陷阱中越陷越深的困境？

　　我认为教育焦虑的根本原因并不源自教育系统本身，而是教育系统外部的因素通过教育系统传递给与系统相关的人。一个人有了炎症，表象可能是身体发热，如果我们盲目地给身体降温，把身体放进冰水里，炎症是除不去的，还会加剧身体的疾病。现在我国的教育在承受着不能承受之重。教育焦虑的最本质原因是在社会的评价机制、劳动市场、收入分配差距等方面。

　　那么教育系统本身对于抑制教育焦虑是不是完全无所作为呢？我觉得应该不是的。通过前面的分析，至少有一点需要做到的是，我们要允许不同群体的多样化需求，相应的教育改革和实践一定要目标定位非常清晰，切忌一刀切，切忌把自己的价值偏好认为是唯一正确的目标强加于社会。如果社会的不同利益群体都能在教育系统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教育，这个教育系统就应该是一个还不错的系统。当然，即便有这样的系统，可能也无法根除人们的教育焦虑，因为根源还是在教育系统外。（作者系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教授）